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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立雄安新区知识产权法庭的 制度论证与实践进路(2018.6)

      发布时间:2019-04-30 08:49:57


        摘要: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在雄安新区建设中叠加并存,科技与知识产权将成为新区市场经济建设发展中的重要元素。为促进新区建设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引领区,亟需率先推动审判体制改革,优化审判资源配置,提高司法救济效率。基于“技术呼唤”“专业需求”“国际挑战”“服务发展”等现实需求,需要与雄安新区人民法院同步规划,独立设置新区知识产权法庭。且已经具备较为充分的“政策支持”“实践经验”和“资源保障”。其机构建制有两种方案:一是设立新区知识产权法庭,属于待筹建的雄安新区人民法院下设的审判机构;二是设立新区知识产权法庭,属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河北的派出法庭。从保障新区知识产权活动秩序,服务新区发展的初衷考虑,建议把新区知识产权法庭作为新区人民法院的专门法庭。采用“三审合一”的模式,由新区知识产权法庭受理辖区内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按照专业领域划分审判团队,成立专门合议庭,彰显专业性权威性。同时,还需要做好内部保障和外部建设,确保专门法庭成为繁荣经济贸易、优化科技活动、建立合作新秩序新模式和促进创新文化交流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雄安;知识产权;法庭;三审合一

        

       前 言

       自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实施以来,知识产权案件管辖与审判机制进行了深层次改革,取得了突破性成效。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2014年底,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相继建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必然选择。雄安新区着力打造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培育现代经济体系的新引擎,更离不开高质量的知识产权司法保障。如何在先行先试的体制机制建设中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促进科技成果到河北转化,是一项系统性、专业性、法治性要求极高的工作。为迎接科技创新活动在新区的有序开展,设立新区知识产权法庭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一、设立新区知识产权法庭的必要性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知识经济的日新月异,科技与知识产权已经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元素,成果质量逐年提升。但同时,相关纠纷也相伴而来。近年来,民事、行政、刑事案件总量大幅上升与知识产权司法资源分布不均衡、专业性法官队伍不足等问题相冲突,影响着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质量。在该背景下,设立新区知识产权法庭有紧迫的现实需求,也是重大的历史机遇。

       技术呼唤:雄安新区知识产权活动预期高度活跃

       据调查显示,2016年深圳、浦东、雄安三地的有效专利量分别为328512件、69330件、748件。相比于2016年深圳19492.6亿元、浦东8732亿元、雄安200.55亿元的生产总值,平均每亿元生产总值含有的专利相对数分别是:深圳16.85、浦东7.04、雄安3.73。雄安新区的专利含有量远远低于深圳、浦东等地,而新区的生产总值却有极高的发展潜力。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新区从“制造”向“智造”的转型阶段,知识成果的大量涌现是必然趋势[ 李晓鸣:《构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新秩序》,载《经济日报》2016年8月11日。]。通过商标检索发现,冠以“雄安”二字的商标申请自1995年至今共计859件,其中属于2017年4月之后新申请的占比92.90%,为798件。“新区规划主要指标”确定的目标是:到2035年,新区的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要达到100件,R&D占GDP的比重要达到6%。从新区的规划建设考虑,围绕创新驱动发展的专利、商标、著作权等知识产权成果数量将大幅上升,不可避免的相关纠纷也会“水涨船高”,亟需做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基础性工作,迎接可能产生的知识产权挑战。

       专业需求:知识产权审判专业性复杂性程度极高

       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案件受理量持续增长,2014-2017年知识产权一审案件收案数同比增长率分别为:5.98%、23.14%、40.37%。2017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知识产权一审案件高达21.35万件。其中,涉及工业产权和技术知识产权的新型案件、新型争议也在不断增多。如2017年最高法发布的十大知识产权案例,就包括了“‘反光材料’商业秘密纠纷”、“‘博Ⅲ优’植物新品种”等技术知识产权。

    新区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颠覆性技术、新兴产业衍生出来的知识产权成果所伴随的纠纷类型很难预测。这就需要有一个高效率高水平的专业化审判机关提供司法保障,提高知识产权审判的权威和公信力。

       国际挑战:形塑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话语权的需要

       新区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国内外经贸合作也将是其一个重要特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如何应对当地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合作项目实施时如何保护我国已有的知识产权和合法利用他国的知识成果,产权纠纷出现时如何快捷的予以解决等问题,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司法机构和高效便捷的体制机制予以支撑。专业化审判机构的权威,是应对参与新区市场活动的各国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差异显著等问题的必然选择,有利于建立国际保护合理秩序,提高中国在国际知识产权秩序中的话语权。

       服务发展:以知识产权司法保障“激活”技术市场

       随着对新技术成果的深度开发和知识产权商业价值的深入挖掘,知识产权正在源源不断的提供新的动能,推动形塑新经济的商业模式。通过技术的研发、交易、生产、维护,培育新的生产、新的合作、新的企业。在市场的自然作用下,知识产权成果、知识产权交易平台、知识产权服务平台等成为市场需求,促成知识产权产业链条。优化知识产权研发、运行、保护、救济环境,需要通过司法机关对重大典型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审理,确立裁判规则,指引政策方向,激励和保护创新活动,为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一定规范,服务保障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

       二、设立新区知识产权法庭的可行性

       近年来,我国正在着手建设全新的知识产权法院(法庭)体系,且已经开始布局,设立有新区特色的知识产权专门审判机构已经具备较为成熟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机遇。

       政策支持:深化改革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从顶层设计上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2017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知识产权法院运行情况,提出包括增设知识产权法院和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等内容在内的一些问题。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下,2016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提出要不断改革和完善适应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司法体制机制,积极探索知识产权案件集中管辖或专门管辖制度。2017年4月,《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2016-2020)》更直接提出,探索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天津市和河北省设立派出法庭,集中管辖京津冀技术类案件。从顶层设计到法院系统的改革,为探索设立新区知识产权法庭提供了充分的政策依据和政策机遇。

       实践经验:全新知识产权审判机构布局提供历史机遇

       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相继成立。2017-2018年,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复,成都、武汉、南京、苏州、济南、青岛、杭州、宁波、合肥、福州、深圳、天津、郑州、长沙、西安等15个城市陆续设立知识产权法庭。该审判机制打破了按行政区划设置法院的格局,从体制机制上保证了依法独立行使知识产权审判权。其实,早在1993年,北京市法院已成立专门知识产权审判庭。2009年12月,由中级人民法院派出、独立设置的高新区知识产权法庭——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高新区知识产权法庭挂牌成立,建立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案件统一受理的专门机构。在发展过程中,陆续出现重庆市两江新区知识产权法庭、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江北新区知识产权法庭、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自由贸易区知识产权法庭等机构。这些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供新区知识产权法庭转化运用,也暴露出了一定的问题,需新区知识产权法庭警惕。知识产权法院(法庭)的丰富实践正在推动形成一个全新的知识产权审判机构体系,新区知识产权法庭的设立将弥补该地区战略布局的空白点。

       司法资源:协同发展为专业审判提供人力智力保障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的战略定位和发展要求之高,具有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使用人才的良好政策环境。同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包括雄安新区在内的京津冀地区人才交流合作提供了平台,建立了工作机制。退一步而言,探索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天津市和河北省设立派出法庭,为知识产权专业审判人员在京津冀的流动也提供了更宽的渠道。新区知识产权法庭处于协同发展大局之中,具备集聚高端创新人才、吸引高层次知识产权人才、选拔高水平专业审判人员得天独厚的改革优势和较为充分的社会环境。除此之外,新区一流教育体系的构建,也将为新区知识产权法庭源源不断的输送高素质知识产权审判人才。

       三、新区知识产权法庭的机构建制与功能定位

       雄安新区知识产权法庭有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但又有其特殊性。基于不完全相同的出发点,其基本的机构建制有两种方案:其一,专注于雄安新区的知识产权发展,服务于新区的规划建设,设立新区知识产权法庭,属于待筹建的雄安新区人民法院下设的审判机构;其二,服务于雄安新区的知识产权发展,同时承担国家知识产权法院战略布局的部分职能,设立新区知识产权法庭,属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河北的派出法庭。

       (一)方案一:作为雄安新区人民法院专门法庭

    图1:雄安新区知识产权法庭建制及合议庭结构图(方案一)

       1.机构设置——相对均衡理念下的资源分配。知识产权法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求机构独立设置,又要坚持司法资源均衡和司法审判机构布局合理的基本原则。法律意义上均衡主要是指国家的制度性立法、政策性资源和法律运行等公共资源供给与社会民众对法律的需求相适应[ 参见郭宇燕:《法经济学视野下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载《人民论坛》2016年第6期(中)。]。提出相对均衡的概念,是指法治资源供给与民众法治需求在一定范围内相适应,尽量不打破原有的平衡状态。在该理念指导下,设立新区知识产权法庭,负责新区辖区内知识产权案件的一审审理工作,不改变省内其他地区知识产权审判资源的分配。以当地人口规模、技术活动活跃程度、原辖区法院办案数量等因素确定法庭规模,与新区人民法院同步研究部署。通过自然过渡,充分发挥雄安新区的虹吸效应,不断集聚高层次知识产权审判人才,加入到专业化审判团队。

       2.管辖范围——坚持人民法院属地管辖的基本原则。在我国传统的诉讼活动中,属地原则是确定管辖的基本原则。按照新区规划的地域范围,将新区知识产权法庭的受案范围确定为原雄县、容城、安新及周边区域。在科学合理的新区知识产权法庭规模编制基础上,基本上可以较好的实现节约交易成本,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目标。2013年4月,北京海淀法院成立首个以审理知识产权案件为主的派出法庭——中关村法庭,为推动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司法保障[ 参见张淑亚、胡志风:《大审判格局下我国知识产权法院的探索与完善以台湾地区为视角》,载《电子知识产权》2016年1期。]。2015年4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自贸区知识产权法庭挂牌成立,2017年12月深圳知识产权法庭揭牌办公。这些专门法庭是在当地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工作长期发展基础上形成的,集约化办理所在地专属法院辖区内的知识产权案件。新区知识产权法庭的管辖范围,与先期经验探索基本一致且体现了审慎态度。条件成熟时,由最高人民法院综合新区办案量和审判人员配备等因素,以批复的形式进一步明确或适当扩大新区知识产权法庭的管辖范围。

       3.研究部署——与新区先行先试体制机制同步部署。2017年4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会议强调,与最高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加强沟通协调,建立与新区先行先试体制机制相适应的新区人民法院。在研究新区人民法院的同时,要充分关注到新区的发展特色,认识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同步部署、同步推进、同时运行。争取法庭的挂牌办公与最高人民法院的管辖批复节奏一致,严格控制管辖范围。

       (二)方案二:作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河北的派出法庭

    图2:雄安新区知识产权法庭建制及合议庭结构图(方案二)

       1.机构设置——知识产权专门审判机构改革协同布局的需要。当前,北京、广州、上海的知识产权法院享有专属管辖的权限,一是专属管辖知识产权一审案件,专门法院对所在省市的技术性民事和行政知识产权案件实行跨区管辖;二是基于地域管辖的上诉案件的管辖权,对其所在地区的基层法院第一审知识产权案件实行级别管辖。三年以后,可以跨越省市自治区管辖技术类知识产权的一审案件,预留了制度发展空间。知识产权法院的成立和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庭设立的相关批复,是我国知识产权法院全国布局的一个实践起点。李明德教授撰文指出“我们或许可以将新近设立的15个知识产权法庭,视为知识产权法院的‘派出法庭’”[ 李明德:《关于我国知识产权法院体系建设的几个问题》,载《知识产权》2018年第3期。]。在河北尚没有基础成立专属法院的情况下,派出法庭在全国知识产权审判机构布局中成为一个必要的方式,且有相关的文件政策支撑。

       2.管辖范围——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知识产权审判机构全国布局的资源均衡。京津冀知识产权发展质量和审判机构、审判队伍发展极不均衡,导致审判质量受到一定影响,不利于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当前三地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差别很大,其本质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但知识产权审判的专业化和审判效能的差异也在影响其数量,需要通过跨区域管辖与审理制度的改革来改变当前局面[ 参见咸胜强、原晓爽:《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知识产权案件跨区域管辖与审理制度研究》,载《法律适用》2017年第5期。]。按照党中央对三个省市的不同定位,立足各地差异,认真研判京津冀知识产权案件的类型特点和发展规律,合理配置京津冀三个地区的司法资源,推进知识产权案件跨区域管辖与审理制度改革显得更为重要。该方案也是落实《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2016-2020)》“探索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天津市和河北省设立派出法庭,集中管辖京津冀技术类案件”,积极参与到全新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机构全国布局的有效举措。据此,作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河北的派出法庭,自然应当承接起发生在河北省区域内的技术类知识产权等一审案件。另一方面,作为专门法庭,立足新区法院体制机制实际,需要审理新区内知识产权一审案件,承担更为重要的职责。

       3.分步推进——遵循知识产权法院全国布局稳步推进。按照《纲要》等政策文件,围绕新区的发展需要,京津冀三地高级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下,成立知识产权法庭,对知识产权案件跨区域管辖与审理制度进行体系化、全局化布局。新区知识产权法庭先期可只负责新区内知识产权一审案件,待知识产权法院布局试点期满后,根据政策规定和工作实际,扩大管辖范围,参照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的职权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要求管辖特定区域、类型案件。

       (三)新区知识产权法庭独立设置的方案选择

       关于知识产权的管辖较之传统案件更为复杂,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受案范围也是有其特殊性。新区知识产权法庭的设立初衷是保障新区知识产权活动秩序,服务新区发展。权衡之中,建议把新区知识产权法庭作为新区人民法院的专门法庭。第一,通过专业化、集约化的涉新区知识产权案件审判,集中精力,以新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活动为新区营商环境建设发挥很大作用[ 参见卫建萍、王治国:《集约审理涉自贸区知产案件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浦东法院成立自贸区知识产权法庭 同时成立最高法院知产庭自贸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调研联系点》,载《人民法院报》2015年4月11日。]。第二,新区正处于建设规划中,专门法庭的建立没有固有的体制机制限制,可以从制度创新的高度进行探索。研究知识产权司法制度创新成果,为全国探索、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司法经验。第三,新区的知识产权数量和可能存在的纠纷数量预期会较大。作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派出法庭可能会使其工作重心有所分散,影响其创新力。故,可将新区知识产权法庭作为新区人民法院的审判机构,相对独立设置、独立挂牌。

       四、“三审合一”审判模式的运用

       新区作为高质量发展的“试验田”,需要具有前瞻性和领先型的知识产权审判模式,即“三审合一”。知识产权“三审合一”的审判模式最早成形于上海浦东,称之为“浦东模式”。随后,广东、陕西、湖北等地也积极进行知识产权审判模式的新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珠海模式”“西安模式”“武汉模式”等,对知识产权案件审判模式的改革提供了多种样本,各有特色。

       (一)顶层设计助推“三合一”

       2008 年颁布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明确提出,要完善知识产权审判体制,优化审判资源配置,研究设置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知识产权法庭。2016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在全国法院推进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审判“三合一”工作的意见》,要求在全国推行由知识产权法庭统一审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工作模式。截至2018年4月,已有10个省(直辖市)向最高人民法院报批了实施方案。新区知识产权法庭无论采取何种建制存在,都离不开审理模式的问题,“三合一”是改革的大趋势。试点经验也证明了,实行“三合一”审理模式有利于统一司法标准、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效能,实现更全方位的司法救济[ 吴伯明:《关于在我国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建议》,载《知识产权》2001年第3期。]。

       (二)自下而上的探索阻碍“三合一”

       自1996年最早试行“三合一”的审判模式以来,司法实践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影响了该模式的推广。当前,不少地区集约化审判的模式严格意义上只是“二合一”,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审理难以融入其中。“三合一”审判模式试点最初是源于“自下而上”的一种分头探索。根据各地实际,先行先试的地区已经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运作模式。如浦东新区法院,较为彻底的实现了横向和纵向的“三审合一”,统一管辖辖区内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西安模式”则是分庭审理,审理中吸收民事法官组成临时合议庭。武汉模式、珠海模式、南海模式各有不同。最高人民法院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搭建了“三合一”审理模式的主体框架,如何整合审判资源,让制度设计落地生根还是一个难题。主要困难表现为:

       1.民事、行政、刑事案件特点差异较大。民事案件注重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基础,刑事案件注重法定犯罪构成要件,行政案件注重程序形式的合法性,所秉持的法律理念,遵循的证明标准,追求的法律效果不尽相同。法官如何适应民事、行政、刑事审判工作在理念、方法和知识上的不同要求,具有一定挑战。

       2.知识产权大民事审判格局影响司法保护均衡发展。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数据看,民事案件数量在知识产权案件中占有绝对的大比重(见表1),导致审判资源和工作中心等向民事审判倾斜,甚至出现刑事、行政案件民事化的现象和审判结构和司法保护质量不均衡的问题,影响了“三合一”的实施效果。

    表1:全国法院受理各类知识产权一审案件统计[ 数据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历年《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单位:件)

    类别 年份 数量 占比 年份 数量 占比 年份 数量 占比

    全部 2014 116528 2015 123493 2016 152072

    民事 95522 81.97% 109386 88.58% 136534 89.78%

    刑事 11088 9.52% 10975 8.89% 8352 5.49%

    行政 9918 8.51 3132 2.53% 7186 4.73%

       3.民刑交叉案件在现有的程序制度内办案难度较高。“三合一”没有专门的立法依据,必须遵循现有的法律规范。在集约化办案过程中,对同一法律实施同时侵犯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时,如何处理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定罪的基础是知识产权权属、侵权行为等民事领域概念,传统的“先刑后民”理论在知识产权案件中遇到障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规定,“在民事案件审理中发现的犯罪线索,依法提起公诉的,应及时将涉嫌犯罪内容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移送后不影响民事案件审理的,可以继续审理”开始关注到了这个问题。但程序的衔接,案件的审理等,对法官和传统的诉讼规则提出了诸多挑战,导致部分地区惰于改革。

       (三)“三审合一”审理模式在新区的适用路径

       20世纪后半期开始,境内外均在大力探索知识产权审判机制的改革,英国、日本、美国、我国台湾地区等采取了设置独立法院、专业法庭等模式管理知识产权诉讼。该模式除提高审判效率,节约审判资源外,也促进了法律适用标准的统一。吴汉东教授指出,审判模式的改革其目的在于协调知识产权“行政——司法双轨制”保护带来的某种裁判冲突,以减少犯罪结果要件权衡与民事侵权责任认定的尺度差异[ 参见吴汉东:《“三审合一”:知识产权审判改革的特区模式》,载《人民法院报》2011年11月24日。]。实践中所形成的审理模式有相同之处,也各有特色。代表性的有:一是为降低改革风险和阻力,采取民事、行政案件“二合一”的审理模式;二是专门法庭或法院统一审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三合一”审理模式。三是由民事、行政和刑事法官组成临时性合议庭,统一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其本质也是“三合一”。

       雄安新区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实验田”,知识产权审理模式也可以是“试验田”。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推进“三合一”的工作意见,加大改革力度,由新区知识产权法庭受理辖区内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包括一般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也包括刑事自诉案件和刑事公诉案件。在具体实施中,新区知识产权法庭可尝试按照专业领域划分审判团队,成立专门合议庭,如商标纠纷合议庭、著作权纠纷合议庭等。通过法官联席会议等工作机制,确保办案质量,不断提高新区知识产权及其商业活动司法保护的整体效能。同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为新区知识产权法庭专设技术调查中心,配备技术调查官,负责参与或邀请专家参与辅助审判等工作,为“三合一”助力把关。

       五、知识产权法庭配套制度的建设

       新区科学技术活动活跃,各项活动具有专业性、技术性强的基本特征,不能苛求法官是全能人才,决定了知识产权案件的办理需要有外部的智力支持和机制配合才能更好的发挥司法效能。

       (一)法庭设立的内部保障

       1.严格新区知识产权法庭法官选任标准。2014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知识产权法院法官选任工作指导意见(试行)》以保障北京、广州、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法官队伍素质。《意见》指出,可在具备同等资格和条件的知识产权法律实务、法学研究和法学教学的专业人员中选任法官,并列明四项基本条件,包括四级高级法官任职资格、学历、经验、能力。新区知识产权法庭作为“样本”之一,可对标北京、广州、上海,结合实际,进一步细化标准。

       2.吸纳技术调查专家人才辅助司法活动。在我国的知识产权诉讼中,技术辅助主要有三种形式:司法鉴定、专家辅助人、专家陪审员[ 马洽菲,韩元牧:《简述技术事实之审查——从我国知识产权法院设立技术调查官制度谈起》,载《中国发明与专利》2015年第5期。]。在国内外,知识产权审判都高度重视专家辅助制度,德国、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在法院人员配置上引入了“技术审查官”,进行技术判断、搜集技术资料、提供技术意见。2010 年,最高人民法院开始聘任特邀科学技术咨询专家库,上海、江苏、河北等地也在积极探索咨询专家机制,实施专家陪审员或专家证人等专家辅助活动。新区知识产权法庭享有夯实的人才资源,要充分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作用,广泛邀请北京、天津等地专家,通过内部选拔、选聘、邀请兼职等方式加入到司法辅助活动中。

       3.创新办案理念提高审判效能。要在工作机制和诉讼程序上体现服务新区发展的效率要求,依法突出机制创新,提高审判效率。注重知识产权判例指引、教育作用,进一步加快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惩罚性赔偿制度,传统的“填平原则”并不能实现赔偿制度之功能[ 参见罗莉:《论惩罚性赔偿在知识产权法中的引进及实施》,载《法学》2014年第4期。]。目前,我国商标法已率先规定惩罚性赔偿,正在进行修订的专利法和著作权法也将规定惩罚性赔偿的内容。通过适度提高损害赔偿,不仅可以改变知识产权违法惩罚力度不足的现状,还可以激发维权积极性,加强对权利人的权益保护[ 参见何炼红:《加快建立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习近平主席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系列解读》,载《中国知识产权报》2018年5月23日。]。新区知识产权法庭可以在惩罚性赔偿上起到一个典范和指导作用。

       (二)法庭设立的外部要求

       知识产权作为现代产权制度的一部分和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保障,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 中国知识产权报社评:《改革创新绘宏图 凝心聚力建强国——写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实施9周年之际》,载《中国知识产权报》2017年6月7日。]。在此背景下,司法保护制度要注意与其他制度的融合,大胆创新,从司法的角度为减少诉讼纠纷提供指引。

       1.从源头上注意知识产权治理,明确权利权属。综合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在新区的转化落地,从源头上引导减少纠纷,提供平台和机制。新发明、新创造、新合作模式,可能会是新区一定时期内的知识产权活动标签,为防范纠纷,应对新形势新挑战,需要从源头上留痕取证,搭建新区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如2017年7月全国第一个区块链技术与法律创新研究实验室在西安成立,区块链自身不可篡改的本质特征,将为其作为有力地法庭证据提供了可能。

       2.积极培育知识产权司法服务机构,减少诉讼争议。2018年5月,西安交大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发起设立全国首个知识产权公证研究机构。该类机构的成立将有利于各类知识产权纠纷的证据获取、固定、运用,尤其是对因科技发展出现的新型证据的证明效力的判定、认可具有重要作用。“硬科技”的发展,离不开知识产权“软环境”的支撑。要积极借鉴各地经验,紧抓技术前沿,培育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提供更多的技术保障、法律保障和人才保障。

       六、结 语

       设立新区知识产权法庭已经具备相应的政策依据、制度基础和社会环境,建议与新区人民法院同步部署、同步推进、同时运行。新形势下,它是新区繁荣经济贸易、优化科技活动,建立合作新秩序新模式和促进创新文化交流的重要保障。独立设置新区知识产权法庭,推动新区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有利于营造新区自主创新的司法环境,形成良好的社会影响。从国际合作的角度,技术市场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市场的高度开放,也亟需由我国主导在新区建立知识产权合作与保护的合理秩序。

    责任编辑:研究室    

    文章出处: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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