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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实务问题研究(2017.9)

      发布时间:2019-04-30 08:07:05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会宁

        论文摘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全民创业潮的来临,为了给自己和家人创造更好的经济条件,选择自主创业自己成立的公司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企业大多以家庭经营、合伙经营等方式发展起来的,普遍是规模小,科技含量低,缺乏核心竞争力,抵制市场风险的能力差。在这些企业日常经营过程中,资金短缺又是必然出现的问题。由于我国银行信贷政策的影响,银行主要以国有大企业为服务对象,这些中小企业自身实力不强、缺乏可抵押资产,对其贷款需求,银行普遍采取“为不错贷,宁可不贷”的做法,导致这些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不畅。企业的经营和发展需要资金,无奈之下这些企业将目光转向了民间借贷,以法定代表人个人名义去向亲朋好友等去筹借资金,从而出现了大量借贷纠纷。为了应对和处理实务中大量存在的此类借贷纠纷,2015年8月6日公布2015年9月1日实施了法释【2015】1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该解释公布后,对此类案件的处理较之前存在重大改变,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以欠款的走向和事实权利义务关系来确定还款责任的承担,可要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该条款公布实施后实践中对该条款的理解与适用,存在一些疑难问题,笔者试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研究,以期对以后该类案件的处理有所助益。

        一、关于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认定问题

        (一)认定需要考虑的要素

        按照《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3条第2款规定,把企业列为共同被告的前提是“所借的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这一要件的认定是重点亦是争议较大的难点,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要素来认定。

        第一,“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本义强调的就是借款的用途。

        借贷双方是否约定借款用途,约定的借款用途是什么,必然是考虑的首要因素。如果法人在签订的借款合同或者借据上明确了借款是用于企业生产经营、资金周转或者项目建设,那么此时法院就会倾向于认定借款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当然在借款合同或者借据上写明了用于企业经营,实际上没有用于企业的情况也是存在的,此时证明责任会更多的分配给企业,若企业拿出相反证据予以否认,认定就会被推翻。如果没有约定用途,出借人主张是用于企业经营的,则应由出借人提供其他相关证据予以证实。

        第二,在借款合同或者借据、承诺还款书等表明借贷关系的材料上是否加盖了企业的公章或者财务印章。

        虽然借款人署名的是法人个人,但在借款合同或借据上加盖了企业的公章或者财务印章,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对于企业来说,印章是法人权利的象征,是法人行使管理本单位事务、对外承担法律义务和后果的标记,也是能够证明和记录单位身份、业务活动或者有关事实的凭证。这种在借款合同或者借据等证明借贷关系的材料上加盖公章或财务专用章的行为,多数基于为企业生产经营的目的,实质上相当于为出借人提供了信赖举债人为企业的理由。如果是单纯个人借款,借款本人签字按手印即可,完全不需要加盖企业印章,因此,加盖企业印章(公章或财务专用章)也是借款是否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判断要素。

        第三,借款的支付方式和接收借款的人及账户。

        交付借款的方式和接收借款的人及账户也是比较重要的判断要素。如果借款是直接汇入企业账户或者将现金交给公司财务人员并有财务人员出具的收据,那么法院会倾向于推定用于了企业的生产经营。相反,如果借款汇入了法定代表人个人账户、其指定的其他个人账户或者法人个人接收的现金,则需要结合其他要素进行综合判断了。

        第四,已偿还借款本息的账户和偿还人。

        与上述判断要素同理,如果出借人从企业领取了部分借款本金或借款利息或者偿还的本金、支付的利息均是从企业的账户汇入到出借人账户的,法院也会倾向于认定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

        第五,借款人按照指示将借款支付给企业的债权人,用于偿还企业债务。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因购入生产资料、支付项目建设费用等等对外产生债务,在对外借款时为了减少流程提高效率,指示出借人直接将借款支付给企业债权人清偿企业债务的现象也是普遍存在。如果出借人有相关证据证实借款按照指示支付给了企业的债务人用于清偿了企业债务,那么此时法院也会倾向于认定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

        第六,其他判断要素。

        即使无上述要素存在,当存在其他证据能够证实借款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也可以认定,比如企业账目中对借款有明确记载并附有相关财务凭证等。

        (二)要素的综合判断

        上述要素的证明力大小不同,有的要素有助于提高对借款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证明力,有的因素则会起到削弱的作用,对于案件中存在的加强、削弱因素我们需要进行综合权衡,才能最终确定借款是否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比如,借据上明确约定了借款用途为企业的生产经营,借款进入企业账户、企业在借款合同上加盖印章、企业承诺还款书、企业债务人给出借人出具的债务已清偿的证明、企业的偿还部分借款本息行为等均可以视为判断借款是否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肯定性要素;个人接受借款、没有加盖单位印章、将借款汇入其他个人账户、借据或合同没有写明用途、企业负责人表示借款系个人行为等属于否定性因素[1]。通过单一要素很难判断借款是否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它需要多个要素的叠加,借款合同写明借款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加盖企业印章、借款汇入企业账户等多个肯定性因素叠加后证明力会更加强大,反之多个否定性要素的叠加后证明力亦会更加强大。

        司法实践中单一存在多个肯定性要素或者多个否定性要素的情况非常少见,大多数案件中肯定性要素和否定性要素是并存的。当肯定性要素叠加后能冲抵否定性要素的证明力时就可以得出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结论,比如:法定代表人个人名义签订借款合同,借款没有进入公司账户转入的是私人账户,但借款时企业出具了还款承诺书,企业用产品折抵偿还了出借人部分利息,此时肯定性要素企业出具了还款承诺书,企业用产品折抵偿还了出借人部分利息完全可以冲抵否定性要素借款进入个人账户,我们便可以得出借款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结论[ 参见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法院(2015)埇民初字第09197号民事判决书。

        ]。反之,当肯定性要素叠加后证明力仍不能大于否定性要素证明力,比如借款合同没有加盖企业印章,借款汇入法定代表人私人账户,法定代表人接收借款后将部分借款转入企业账户,后来企业支付了部分利息,此时否定性要素的证明力明显大于肯定性要素企业支付部分利息的证明力,显然无法认定所借款项用于了企业的生产经营[ 参见湖南省常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常民四终字第280号民事判决书。]。

        总之,肯定性因素与否定性因素相互叠加或者冲抵后形成的证明力,决定了是否能够认定借款用于了企业的生产经营。

        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90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有上述规定可见,证明责任对于当事人来说是一种诉讼上的风险, 即当待证事实在诉讼中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 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需承担不利的裁判后果。证明责任的分配对案件的结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民间借贷解释》第23条第2款的文意和构造分析,“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属于出借人应予证明的事实,证明责任在于出借人方。

        在审判实务中,对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证明责任应由出借人承担的观点是无争议并一致认可的,但仍出现了事实相同裁判结果却不同的问题。例如:当借贷资金汇入企业账户之时,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以出借人未充分提供证据证明该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为由,驳回了其要求企业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请求[ 参见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702民初1209号民事判决书

        ]。而在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出借人将接待资金汇入企业账户时,因作为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及该企业均未到庭亦为提供证据证实借款未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故该院直接推定该款项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 参见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5)黄浦民二(商)初字第608号民事判决书。]。当借据上加盖了企业的印章时,河北省邢台市桥东区法院认为,出借人不能证明出借的款项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其作为证明责任的负担者应承担不利后果[ 参见河北省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初字第2436号民事判决书。

        ]。而在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认为,通过企业加盖印章的行为可推定该企业与涉案借款存在关联性,出借人主张借款用于企业生产经营,企业未能提出反驳意见,故对借款用于企业生产经营予以确认[ 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5)杭下商初字第02879号民事判决书。]。

        从上述列举的判例中我们发现,当出借人举证证明了一个或多个肯定性要素时,对提供证据的责任是否应当发生转换即转换为企业提供证据的认识不同,导致了不同裁判结果的出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法院和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认为当出借人提供证据证实了汇入企业账户、加盖公章肯定性要素时,企业应当提供借款未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证据即提供证据的责任发生转换,如果企业不能举出反证证明,则就可以认定借款用于了企业的生产经营。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提供证据责任的转换并不是证明责任的倒置,证明责任的分配是恒定的,永远在于出借人一方[2]。提供证据责任的转换是为了更好的查明事实。作为原告的出借人在提供证据证明了某一个或某几个肯定性要素的存在时,已经使法官形成了有利于出借人的事实证实心证的情况下,作为被告的企业否认时,应转由其承担提供反证的责任,提供的反证只需动摇法官的心证即可,而不是承担反面事实的客观证明责任。企业不能提供时法院判决企业败诉的原因是根据自由心证而不是客观证明责任的倒置。

        综上论述,笔者认为在认定借款是否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时,应注意在出借人举证证明了某些肯定性要素的情况下提供证据责任的转换,只有在确实无法查清事实真伪的情况下才能适用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判决出借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三、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

        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签订的借款合同,因出借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主张债权的对象,实践中,出借人在被告的选择上也不相同,主要有以下五种情况:第一,根据合同相对性把签订合同的夫妻一方列为被告;第二,仅把企业列为被告;第三,把企业和签订借贷合同的夫妻一方列为被告;第四,把夫妻双方列为被告;第五,把企业和夫妻双方均列为被告。在第一、第二、第三种情况下,出借人并未主张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根据不诉不理原则,法院也不会对是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进行审查。在第四、第五种情况下,出借人提出了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夫妻共同偿还的主张,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就需要对是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进行审理。

        在审判实务中对上述第四、第五种情况下债务是否系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处理是存在争议的,各地法院就此类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判决结果也是不一致的。在这笔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选取两个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案例,两个案件事实基本相同,但判决结果完全相反,法官在判决书中也都详细阐述了自己认定的理由和依据。

        案例一 2012年4月,作为恩施东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林彩龙以公司周转需要资金为由向徐小亨借款,徐小亨于同年4月12日、13日分两次向林彩龙指定银行账户转款合计100万元,林彩龙出具借条,并约定借款利率为月利率2.7%,林彩龙与金菊莲系夫妻关系。后原告起诉被告恩施东源公司、林彩龙及金菊莲,请求判决三被告共同偿还借款100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借条系林彩龙书写,载明的借款人是林彩龙,但双方均认可借款用于恩施东源公司经营,依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徐小亨要求恩施东源公司和林彩龙共同偿还借款的主张予以支持;该笔借款为林彩龙以个人名义举债,债务发生在其与金菊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为夫妻二人共同债务,故对徐小亨要求金菊莲对该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请求予以支持。金菊莲认为借贷双方均认可林彩龙借款是为恩施东源公司经营所用,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该债务即不应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金菊莲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在于借款用于恩施东源公司经营,是否必然地排除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依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的答复》((2014)民一他字第10号)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2015]民一他字第9号)的规定,在外部关系中,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应当按共同债务处理,除非(1)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2)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债权人知道该约定;(3)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4)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就本案而言,金菊莲主张案涉100万元借款不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前三种情形均未出现,需要审查的是第(4)种情形,也即所借款项用于公司经营是否可判断为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根据《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夫妻共同财产制下,夫妻任何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入、收益,除夫妻双方约定或根据法律规定属于一方个人所有的外,均属夫妻共同财产。相应地,夫妻任何一方或双方为个人或家庭消费、参与社会生活、生产或经营等活动对外所负债务,应判断为共同债务,由共同财产清偿。所谓“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应包括家庭所有成员各自及共同的生活性及经营性负担,而非仅限于共同消费。据此,本案林彩龙向徐小亨借贷100万元,用于恩施东源公司经营形成的债务,也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参见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8民终750号民事判决书。]。

        案例二 2013年,被告陈剑多次向原告潘伟镜借款,并向原告出具四份《借据》,四份《借据》均注明所借资金用于生意上周转,定于2015年10月30日前偿还。被告陈剑与杨玲系夫妻关系,陈剑是被告鸿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告潘伟镜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陈剑偿还借款及利息,被告鸿嘉公司与杨玲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院认为,涉案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理由是:一、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维持共同生活需要,或出于共同生活目的从事经营活动所引起的债务。涉案借款数额巨大,按照日常生活经验,已经超出了夫妻日常家事需要;二、对非因日常家事需要的举债,应由夫妻双方共同合意。本案中,无证据表明被告杨玲对涉案借款知情且同意,也无证据显示被告杨玲从涉案借款中获得利益。三、出借人作为借款合同拥有主导权的一方,其有能力要求借款人提供借款用途的证据,出借人主张借款用于借款人夫妻共同生活,应举证证明,否则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四、在借款合同中,出借人具有主动权,其在出借资金时能够预见也应当预见借款人违约的风险并要求借款人的配偶知情并签字确认债务。出借人发动债务时未尽注意义务带来的风险不能随意转嫁;综上,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原告杨玲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参见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4民初5850号民事判决书。

        ]。

        上述案例中法官的论述基本涵盖了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借款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时,借款应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实务中争议的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应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企业经营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一种,那么相应的经营债务也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二种观点,强调举债合意以及夫妻是否共同分享债务带来的利益,没有举债合意、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借款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3]。

        对此问题,笔者认为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借款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形成的债务,是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关键在于夫妻一方是否参与了企业经营,上述两种观点都太过于绝对,没有考虑到这类债务的特殊性。如果在夫妻另一方没有参与企业的经营时,应认定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在已经查明了借款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而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事实前提下,再将其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明显违背了上位法《婚姻法》第41条的规定。反之,如果夫妻二人均参与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夫妻的另一方系企业股东时,其投资经营所得收益必然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用于维持家庭生活各项开支,家庭生活与企业的经营息息相关,夫妻均享受了企业经营带来的收益,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让夫妻双方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也是合理的。

        四、结语

        近年来企业法定代表人为了解决经营资金短缺问题,以个人名义对外借款的现象愈演愈烈, 已经成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的一类典型案件。对此类案件的处理虽然《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做出了规定,但该规定较为粗疏,实务中如何准确理解和适用,还需要我们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的研究,避免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出现,努力做到全国法院裁判标准和尺度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尚连杰:“私贷公用”规范的解释论—以《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3条第2款为中心,《法学》,2017年第4期。

        [2] 胡学军:《法官分配证明责任:一个法学迷思概念的分析》,《清华法学》,2010年第4期。

        [3] 王林清著《民间借贷纠纷裁判思路与规范指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责任编辑:研究室    

    文章出处: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监二庭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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